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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企业各渠道融资现状分析

发布日期:2019-06-01 05:48浏览次数:

  非标定义详解:从银监会的官方定义上来看,非标准化债务融资工具是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型资产,包括且不限于: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融资等。

  非标资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为银行理财资金,投资方式主要为:(1)信托借款;(2)委托贷款;(3)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其中,银行主要运用理财资金,以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方式,借道: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子公司投资房地产非标资产。2010年以来,通道业务兴起直接助长了银行理财资产管理规模的扩张,银行理财资产余额中,非标资产规模占比一度接近30%。

  为了约束理财资金投资非标,监管层主要采取约束非标资产的资金来源和清理通道来达到限制银行理财投资非标资产的目的:(1)资金来源端:2013年3月的8号文规定银行理财投资非标债权余额,不得超过理财产品余额的35%和银行总资产的4%;(2)清理通道:2016年开始整顿清理非标通道,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信托通道依次被整顿叫停。

  通过回顾非标融资各通道的发展兴衰过程,我们可以来总结下监管部门对非标资产监管态度的变化。具体来看,各通道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以下4个阶段:

  2010-13年:非标兴起,信托贷款规模大增。实体经济(包括房地产行业)融资缺口导致非标融资兴起,银行理财资金以信托借款和委托贷款的方式投资非标资产。wind数据显示,2011-13年新增信托贷款占社融的比例直线上升,带动新增非标资产占社融比例由2011年的20%提升至2013年的30%。

  2014-16年:大资管行业兴起,取代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加强同银行在非标领域的合作,且资管和基金子公司不受银监会监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替代了信托通道的作用,导致这三年新增委托贷款规模显著高于信托借款,占社融比也分别达到:15%、10%、12%,显著超越新增信托贷款占比(3%、0%、5%),因此可以看到2010年以来,信托借款和委托贷款的增速持续处于背离态势,说明一定程度上,两者在不同的监管政策下有一定替代作用。

  2016年末-17年:资管通道收缩,信托回暖。一方面,监管部门陆续出台规定,限制基金子公司、券商资管的通道业务。另一方面,82号文规定信托公司是银行开展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唯一通道。导致不仅2017年委托贷款不仅增速骤减,且存量规模也在不断下降,而信托贷款通道则在政策支持下回暖。

  2017年末至今:多数通道类业务严重受限,非标资产负增长。一行三会接连发布55号文和2号文,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业务被整顿,自此通道类业务被全面打压。新增非标类资产规模骤减,2018年至今为负增长。

  房地产非标资产规模测算:通道法测算2017年新增房地产非标规模2.97万亿,因各通道间可能存在重复计算,因此实际规模会更小。

  根据非标资产的定义和运作模式,我们认为能够大致推算房地产非标资产规模的方法,只有两种,各有利弊:

  (1)资金来源测算法:也就是通过银行理财中非标规模占比,来测算房地产非标的资产规模。从资金来源端测算的优点在于口径简单,不会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弊端在于目前没有准确的信息披露理财资产中,房地产非标资产规模占比,此外非标资金来源不仅仅来自银行理财,还有银行私行、第三方平台等,以上资金来源没有公开数据,无法测算。

  (2)通道测算法:测算各非标通道中投资房地产资产的规模。从通道端测算的优点在于各通道都有独立统计房地产资产规模占比,弊端在于由于部分产品采用了多层嵌套,例如:券商资管或基金子公司成立资产管理计划,后再嵌套一层信托通道,银行作为资金方,委托信托公司给自己的客户发放贷款,在这个产品结构中,各通道可能会存在发行规模重复计算的问题,该种方法测算的房地产非标规模预计会比实际规模大。

  房地产非标融资发展趋势展望:资管/基子/信托渠道收缩,银行理财非标转标或转出,私募股权兴起,非标融资成本攀升。在资金来源端和传统渠道挨个整顿后,未来房企非标融资会被完全扼杀么?我们认为并不会,一方面本轮房企融资渠道全面收紧,房企融资需求迫切;另一方面,资金端同样缺少低风险、收益稳定、长期限的投资品种,因此非标资产有其存在的价值,那么未来房企非标融资渠道会呈现何种趋势?我们总结了如下四点:

  (1)融资成本抬升,主动管理能力需提升:委托贷款新规后,目前非标资产无法通过委托贷款模式在银行办理抵押,非标资产风险提升,对应资金成本上行,且要求管理人具备更强的主动管理能力。

  (2)信托贷款严格受限,私募股权或将兴起:信托通道虽然未被完全叫停,但资管新规规定通道类业务最多仅能嵌套一层,基本就将银行理财绕道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再嵌套一层信托的模式堵死。

  此外,如果是银信合作,银行需要对底层资产的发行方授信,且计提风险资本,同样会导致中小型房企无法符合银行授信要求。对于符合“四三二”原则和银行授信要求的房企,资金成本也将随着银行风险资本的计提而抬升。在此基础上,具备一定主动管理能力的私募股权通道的优势显现,通过对接银行私行和第三方财富管理平台,房企若能接受较高的融资成本,该通道基本没有限制。

  (3)银行理财存量资产非标转出,增量资产非标转标:在银行非标资产强监管环境下,一方面,资管新规规定原则上不能在通过银行理财资金池,采用短期资金错配长期资金的模式,滚动融资;另一方面银行理财对非标资产的比例限制导致各银行非标额度有限,早期流行的同业间买入返售、受益权转让等模式现在已被禁止。未来银行理财资金将如何配置非标资产?存量项目将如何存续?

  存量项目非标转出:对于存量项目的解决方案,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非标资产转让给SPV并面向投资者发售,后续银行不再持有该类资产,实现非标转出。

  增量项目非标转标:发行ABS且认购份额。例如,对于企业的融资需求,银行不直接对其授信或进行非标融资,而是将企业适合发行的资产打包发行证券化产品,银行作为投资人认购优先级份额,实现非标资产转标。

  (4)房企合作开发盛行将助长表外融资模式:本轮房地产供给侧改革,尤其是对土地招拍挂制度的变革,导致房企合作拿地模式盛行。房企土地权益比例普遍下降,对于合作开发的地块,房企可以选择不并表,仅需纳入长期股权投资。因此,因该地块申请的债权融资则可以不计入表内,不增加负债率,对于房企来说,可以有效隐藏成本较高的债务。

  房地产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主要外部融资渠道来自银行贷款。银行向房企发放的贷款主要为房地产开发贷款,可细分为地产开发贷款与房产开发贷款。地产开发贷款是指专门用于地产开发、且在地产开发完成后计划收回的贷款,包括专门用于土地拆迁、整理阶段的贷款,需要有相应的抵押物,并具备土地整理的资格;房产开发贷款是指是指银行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的用于开发建造向市场销售住房的贷款。一般情况下,房地产开发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含三年)。

  截止2018年1季度末,金融机构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9.1万亿,同比增加21%。其中: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4万亿,同比减少1%,房产开发贷款余额7.7万亿,同比增加26%。我们认为,导致房地产开发贷款近12个月增速持续提升的主要原因系房地产融资(符合信贷要求的)从表外回归至表内所致。

  房产开发贷款:银行房地产融资“回表”带动房产开发贷款增速回升。房产开发贷款余额自2016年第三季度起反弹,同比增速由9.6%回升至当前的26%,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银行房地产融资回表。在银行表外资金无法通过非标渠道投资地产项目后,由于资产配置需要,银行会加大表内配置地产力度。

  但由于银行开发贷对房企资质要求较高,因此预计该部分增长主要针对银行白名单上的房企,即主要针对全国前30强房企。因此,对于房企来说,处于银行白名单上的房企开发贷额度较为充裕,而中小型房企在银行端开发贷的融资没有得到改善。

  未来受保障性住房开发贷影响,房产开发余额增速或将放缓。从贷款余额增加值来看,房产开发贷余额增加值大部分来自于保障性住房开发贷余额。然而,自2017年三季度起,保障性住房开发贷余额增量占房产开发贷余额增量比例逐步减小。

  此外,从保障性住房中棚改的贷款发放情况来看,今年以来棚改贷款累计同比增速自一季度后逐步回落,由3月的86%降至5月的48%。我们认为,保障性住房开发贷一季度发行规模已超预期,未来房产开发贷款余额增速或受保障性住房开发贷发放收紧影响放缓。

  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自2016年1季度起显著下降,系土地储备贷款停发所致。地产开发贷款发放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房地产企业,另一类是土地储备机构(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事业单位,统一承担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储备工作)。

  2016年2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各地不得再向银行业金融机构举借土地储备贷款”。2017年6月,财政部发布《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中提出,不得通过政府债券以外的任何方式举借土地储备债务。

  自财政部禁止地方政府举债扩充土储后,地产开发贷余额显著下滑,由2016年一季度最高点1.8万亿下降至2017年末的1.3万亿,降幅28%。2018年一季度,地产开发贷款余额较2017年末增长1000亿元,增速回升至-1%。

  监管严惩银行违规融资。自2016年10月份以来,央行、银监会均明显加强对银行流入房地产领域资金的管控。2016年10月,中国银监会召开三季度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会,会议提出,严格执行房地产贷款业务规制要求和调控政策;审慎开展与房地产中介和房企相关的业务;规范各类贷款业务管理,严禁违规发放或挪用信贷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

  开发贷收紧,房企线家房企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数据可知,各房企银行开发贷端融资能力有显著差异。

  滨江集团、金融街、世茂股份位居前三位,分别增长3305%、1835%、567%;万科A、保利地产、金地集团、招商蛇口等龙头房企亦分别增长10%、26%、45%、72%,同比增长显著(考虑到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不仅仅是来自于银行借款,同样会有信托借款,因此同比数据并不能准确解释所有房企在银行端的融资能力)。

  金融去杠杆持续深入、信用风险集中暴露等问题加剧分化了各类型房企的融资能力,龙头房企、国有背景的房企和区域龙头优势显著;中小型、民营背景房企在取得借款上存在一定难度。出于监管层要求以及银行风控等因素,在地产开发贷款的授信政策上,银行通常按照销售规模以及企业股东性质排名建立白名单制度,多将门槛设立为规模50强的开发商,甚至30强。

  房企的债券融资属于信用债范畴,主要分为公司债、企业债、中期票据、定向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短期融资等。按照最普遍使用的分类方法,我们根据审核和主管部门来进行区分,主要分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核的债务融资工具、国家发改委审核的企业债,以及证监会和交易所审核的公司债三大类。

  其中,公司债、可转债、可交换债主要由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审核,在房企历史信用债发行规模中占比达52%;企业债的审核机构是发改委,占比19.5%;中期票据、资产支持票据(ABN)、定向工具(PPN)、短期融资券、项目收益票据、其他债务工具主要由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核,占比近29%。

  信用债规模受各渠道以及监管政策影响,先后经历了“发行量较小—爆发式增长—增速回落—发行回暖”四个阶段:

  政策严控,规模较小:2014年以前,房地产信用债被严控,整体发行量较小,每年发行额不超过500亿元。发行额1792亿元,同比增长4.5倍;2015年证监会放松公司债发行条件,企业信用债规模继续扩张,发行额为6125亿元,同比增长2.4倍;

  放松监管,爆发式增长:2014年以后,监管层放松对房地产调控,债券融资环境逐渐回暖,信用债迎来爆发式增长;wind数据显示,2016年房企信用债发行额达1.06万亿元,同比增长0.7倍,创历史新高;

  监管趋严,增速回落:2016年9月末,发改委出台意见限制公司债发行,房企公司债发行增速回落,2017年,发行额降至3808亿元,同比减少64%;

  非标规模收缩,2018年房企信用债发行规模回暖:对发行主体实行分类监管,优质房企具备发行优势。2018年以来,受去杠杆带来“非标转标”继续酝酿等因素影响,社会融资尤其是非标融资大幅减少,债券融资规模显著上升。1-5月债券发行规模2283亿元,较去年同期提升84%。

  房地产信用债各渠道发行受外部监管环境影响,历年结构变化较大。2014年之前,房企债券发行工具较少,信用债为房企发债主要渠道。2014年之后,公司债扩容,发行规模自2014年以来实现快速增长,并代替企业债成为房企信用债发行的主要方式。2017年后,公司债遭遇政策收紧,中票成为占比最高品种,短融和资产支持证券呈现较快发展。

  2018年,公司债发行回暖,占比由2017年的21%提升至34%,除此之外,资产支持票据(14%)、中期票据(25%)、短期融资券(16%)、定向工具(11%)等银行间债券品种成为2018年房企主要融资渠道。

  公司债2015、2016年分别占比65%、72%,2017年因政策收紧占比下滑至21%,2018年1-5月占比提升至34%,发行规模同比提升275%。2015年,上市房企共发行公司债158只,融资总额达3226亿元,同比增长28倍;

  2016年1-10月,发行公司债492只,融资总额7589亿元,同比增长3.9倍;2016年11月起,发改委、深交所、上交所纷纷出台文件收紧公司债发行,公司债规模急速下降,2017年,上市房企共发行78只公司债,融资总额779亿元,同比下降90%。2018年1-5月,房企共发行公司债64只,发行规模805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275%。

  分类监管:2016年10月,上交所、深交所《关于试行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公司债券分类监管的函》,监管函明确房企公司债募集的资金不得用于购置土地。此外,对房企的分类监管,采取了“基础范围+综合指标评级”、“产业政策+综合指标评价”的分类监管标准,房企在满足基础范围后依据综合指标评价进行分类。对“正常类”,交易所正常审核;对“风险类”,主承销商应严格风险控制措施,审慎承接相关项目;对“关注类”,发行人及主承销商需作进一步披露和核查。

  严控发债:2016年11月,发改委公布《关于企业债券审核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意见》,严格禁止房地产开发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用于商业性房地产项目融资。

  中期票据2014、2015年迎来爆发式增长,2017年替代公司债成为房企信用债发行中占比最高品种,2018年以来发行规模同比增速放缓至11%,在信用债发行中占比25%,仅次于公司债。2014年发行197亿元,同比增长3.4倍;2015年,发行总额1066亿元,同比增长4.4倍;2017年,中期票据共发行1282亿元,同比增长44%,在公司债发行趋紧的局面下,中期票据占比迅速扩大,占比达34%,成为2017年信用债发行最主要渠道。2018年1-5月,房企共发行中期票据53只,发行规模598亿元,较去年同期同比提升11%,受公司债发行提速影响,中票2018年以来发行增速放缓。

  2018年短期融资券迎来爆发式增长,在信用债发行比例中由2017年2%提升至2018年16%,仅次于公司债和中期票据。2017年,上市房企共发行短期融资债券77亿元,2018年1-5月,房企共发行短期融资券51只,发行规模379.8亿元,而去年同期尚未发行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大幅提升,成为房企的主要融资渠道之一。

  定向工具2015年发行规模同比增长119%,2016、2017年发行规模一直较为稳定,2018年,定向工具又一次迎来新的增长,同比增长188%。2015年房企共发行定向工具25只,发行总额279亿元,同比增长119%;2016年房企共发行定向工具44只,发行总额304亿元,同比增长9%;2017年房企共发行定向工具52只,发行298亿元,同比下降2%;2018年1-5月,房企共发行定向工具36只,发行规模264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188%。

  资产支持票据2015年迎来大幅增长,此后发行规模始终保持增长态势,2017年,资产支持票据在信用债发行占比迅速提升,由2016年的3%增至18%,仅次于中期票据与公司债,2018年1-5月亦保持了稳定的发行比例,占信用债发行比例的14%。

  2015年,房企共发行资产支持票据33只,发行总额79亿元,同比增长616%;2016年,房企共发行资产支持票据168只,发行总额298亿元,同比增长279%;2017年,房企共发行资产支持证券136只,发行总额652亿元,同比增长119%;2018年1-5月,房企共发行资产支持票据68只,发行总额341亿元,同比增长105%。

  房地产企业IPO难度大,8年内仅3家公司成功发行IPO。自2010年1月份“国十一条”出台之后,证监会要求“房企IPO和再融资时,均需征求国土资源部意见,其开发行为需住建部进一步检查确定”,境内房地产企业IPO几近停滞。

  从2010至今,只有招商蛇口、新城控股和南都物业三家房企成功在A股上市,其他如金科地产、蓝光发展、华夏幸福、绿地控股等均是通过借壳实现上市。此后,证监会于2016年修订《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重组上市审核条件相较之前更加严格,故从2016年至今,已无房企成功借壳上市。其他房企则通过在港股等境外市场或A股借壳上市觅得资金。

  房企再融资受限,发行节奏放缓。房企定向增发在经历2014-2016三年快速增长后再遇收紧,2017年2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部分条文进行修改,并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管要求》。

  增发规模及再融资频率受到严格限制,房企融资空间进一步压缩。2017年全年定增规模仅为200.3亿元,较2016年同比下滑83%,2018年以来,仅有中华企业成功实施定增,募集金额148.5亿元。

  房地产私募股权基金,是指通过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募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项目或者房地产企业的基金。组织形式上具体可分为:有限合伙型、公司型和契约型。以有限合伙型为例,开发商充当GP,其他投资人为LP,由私募机构充当管理人,退出方式包括项目销售回款、开发商回购、基金清算等。

  房地产私募股权融资的兴起主要受益于1998年房改,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巨量资金需求,高额的收益回报成为吸引私募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的重要因素。

  房地产私募第一轮发展期在2003-2006年,主要收益以房价快速上涨和股权交易市场火热;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房价快速下跌使得房地产私募基金几乎停滞。2010年,私募股权基金迎来历史机遇,发改委发布《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政府基金推动股权融资行为,随后几年房地产私募发行逐步回暖,并于2013年后快速发展。

  私募股权监管趋严,主要防范成为下一个银行理财通道。监管继银行信贷、房产信托等融资方式收紧之后,私募资管渠道管控也逐步趋严。限制主要来自两方面:(1)2017年2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4号文》,指出禁止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16个热点城市普通住宅地产项目;(2)禁止私募资产管理计划通过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计划、名股实债等违规方式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用于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

  在仔细分析监管细则后,我们认为影响程度较小:(1)虽然私募股权投向热点城市项目的基金进入了冷却期,尤其是明股实债模式将受到限制(实际监管难度很大)。但房地产私募股权渠道融资无论是从发行难度、发行主体资质、审批流程上,都要比其他股权融资或债券发行更为容易,渠道优势显著。(2)房地产资源集中度提升,中小型开发商有着最为迫切的融资需求,私募股权融资或更契合该类房企的融资需求,即承担较高的资金成本,在不增加杠杆的前提下获得投向不受限制的长期资金。

  私募股权基金主动管理项目或将迎来更大发展空间。过去,私募股权基金和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一样,通常借道信托向房企发放委托贷款,对于私募股权基金来说,融资方的地块在银行抵押,项目风险较低。在委托贷款被封堵后,融资方无法通过委贷抵押资产,因此需要私募股权基金具备一定的主动管理能力。目前,土地招拍挂制度改革促进了房企合作拿地模式,房企表外融资盛行,在其他非标融资渠道暂停后,私募股权基金渠道价值凸显,逐步承接房企的非标融资或表外融资需求。

  海外债发行热度升温,利率持续走高。2017年以来,在公司债收紧之后,海外债发行热度逐步升温,发行利率随即走高,由2017年的6.2%上升到2018年的6.5%,上升了0.3个百分点。

  通知旨在规范发债流程和相关制度建设。2018年5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通知旨在规范海外债发行流程和审批制度,包括:(1)建立健全的发行主体信用记录;(2)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3)发行主体规范信息披露等。

  2018年海外债发行规模同比提升126%,在票面利率逐步攀升的背景下,预计全年发行规模仍将创新高。截至5月末,海外债市场的房企融资已达1847亿元人民币,较2017年同比提升126%,相当于2017年全年发行规模的73%,刷新了房企美元债融资的历史新高。但在美元债大幅增长之时,房企融资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2018年美元债息率已从年初的6.3%上涨到8.1%。从2017-18房企海外债票面利率分布上来看,2018年以来票面利率为8-12%的数量显著增多。

  在海外债融资成本上行的背景下,我们预计今年房企海外发债融资规模仍然会创新高,主要原因还是受国内融资收紧的影响,同时叠加房企债务兑付压力,房企需要多元化融资渠道等原因,导致房企在成本较高下,仍然愿意去海外大规模融资。

  近年来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获得了飞速发展,发行规模不断攀升,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其资产证券化规模也在持续扩大。数据统计,2014年至今,房地产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225单,发行额3668亿元,其中2017年为房地产资产证券化的井喷年,全年资产证券化产品累计发行107单,发行额总计达1711亿元,较2016年全年770亿元的发行量,同比提升122%。

  2018 年以来,房地产资产证券化产品共发行 47 只,发行额 847 亿元,较去年同期提升 54%。房地产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在近几年迅 速崛起,我们认为主要原因为:(1)房企传统融资渠道收紧;(2)政 策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支持。

  相比于房企其他融资渠道,资产证券化产品有以下4点优势:(1)针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监管限制较少;(2)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尤其是商业地产和租赁类资产等回报周期较长的资产,房企可以在不增加负债的情况下改善现金流;(3)发行规模不受净资产限制,对于资金用途没有明确要求,灵活度较高。

  随着市场的日趋成熟,地产企业可发行产品的基础资产类别也在不断丰富,目前市场上主要的基础资产类型包括:租金/物业费、商业不动产、购房尾款、长租公寓四大类。

  购房尾款是指购房者在支付完定金和首付款后,开发商享有的对购房者的剩余房款债权,近年发行规模增速迅猛,2017年全年发行59只,发行额710亿元,规模占比达43%,较2016年同比提升278%。2018年以来,购房尾款ABS发行规模增速有所放缓,但占比却提高至63%,2017年以来按揭型购房尾款由于存在银行审批较长的现象,剩余房款支付时间相对较长,导致房企对该类应收账款的融资需求较大。

  商业地产类Reits项目和CMBS近年同样获得不错的发展,资产证券化不仅能满足商业地产项目所需的长期资金,更有利于提高经营水平和最大化提升商业物业的价值。此外,资产证券化可以将多个商业项目的抵押贷款组合包装构建地产资产,以证券形式向投资人发行,分散单个项目的投资风险。

  目前,商业地产资产证券化主要由CMBS和Reits两种渠道,两种产品都是以商业物业租金为底层资产,对资产选择的要求同样都是:(1)空置率低;(2)租户履约能力强;(3)租金持续稳定。从差异性上来看,CMBS不用出表,因此无需成立有限合伙公司并完成股权交割等事项,因此较Reits发行更加方便快捷。

  租金/物业费证券化产品中,租金类和物业费类证券化产品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租金类产品的底层资产为物业的租金收入,而物业类产品的底层资产为物业公司向业主或承租人收取的物业服务费。两者对底层资产的筛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要求。租金类产品更关:(1)租户的稳定性;(2)新增租户的支付能力。物业费类产品更关注:(1)物业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2)收益所属权问题;(3)物业管理合同期限问题。

  长租公寓类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诞生,是住建部等九部委鼓励金融支持住房租赁发展后的产物。2017 年 7 月 18 日,住建部下发《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加大对住房租赁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支持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公司信用类债券及资产支持证券,专门用于发展住房租赁业务。鼓励地方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积极支持并推动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发展租赁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沉淀资金,盘活流动性。在租赁住房市场相关政策的培育下,长租公寓类 Reits 产品自去年四季度进入布局高发期。2017 年 10 月,新派公寓权益型房托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在深交所正式获批发行,为国内首单长租公寓资产类Reits 产品;随后,保利地产发布公告称,保利租赁住房 Reits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发行规模 50 亿元;2017 年 12 月,招商创融-招商蛇口长租公寓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飞驰-建融招商长租公寓系列资产支持票据(ABN)”相继成立。

  2018年2月,碧桂园租赁住房Reits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议通过,这也是国内首单规模体量达到百亿级的Reits产品,同时该项目也是目前租赁住房领域规模最大的证券化产品。截止目前,据不完全统计,各大房企或长租运营商通过金融机构发行Reits规模近350亿元。

  总结来看,自2016年“930”新政以来,银行贷款、公司债、房地产信托、私募资管、股权融资等均受到严格监管。从各渠道融资申请难易程度上来看,目前海外债、短期融资、中期票据、定向工具、ABS发行难度较低;房地产开发贷、公司债、非标融资发行难度较大;IPO、定向增发已基本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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